Nosizi Dube在學校名列前茅，但是她能夠年復年升班的機會卻越來越渺茫。生於肯亞的無國籍紹納族社區，她缺乏基本文件來證明自己的身份和登記考試。
現時她在內羅比大學修讀經濟學，這大學是肯亞最大規模的高等教育機構之一。作為第一位成為大學生的紹納族女性，她正在創造歷史。
20歲的Nosizi輕聲說道：「當我得悉自己獲大學錄取時，那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候。作為一個無國籍的女孩，能有此成就，過程雖然艱辛但我獲益良多。」
紹納人在1960年代以基督教傳教士的身分，從羅德西亞（即現今的津巴布韋）抵達肯亞。他們當時持有羅德西亞護照並擁有英籍。在1963年肯亞獨立後，他們有兩年的時間登記成為肯亞公民，但許多人因為不知道這消息，或無法從正確渠道辦理手續而錯過了機會，導致他們變成無國籍人士。
「你就像幽靈一樣，根本不存在於世界上。」
Nosizi解釋：「在你生活的國家，你就像幽靈一樣，根本不存在於世界上。」
聯合國難民署駐肯亞的助理保護官Wanja Munaita強調，由於缺乏身份證明文件，無國籍人士遇到很多困難。
她指出：「因為沒有國籍證明，紹納人和其他無國籍社區的人士無法完全獲得教育和醫療等基本服務。與肯亞公民享有的其他權利相比，無國籍人士既不能出國，也無法擁有資產、被正式僱用或獲得財政服務。」
無國籍人士經常面臨政治和經濟上被邊緣化和歧視的問題，令他們容易受到剝削和虐待。
許多女性在Nosizi的年紀已經成為母親。
她解釋道：「我想打破這個傳統，終止紹納族婦女必須在年輕時結婚的普遍情況。我希望所有紹納族的女孩知道，她們能做到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我想成為我妹妹的榜樣。」
Nosizi在八個孩子的家庭中排第四，她回憶起自己變成無國籍人士的過程，並向我們講述了因無國籍的身分所帶來的障礙。
「我想打破這個傳統，終止紹納族婦女必須在年輕時結婚的普遍情況。」
「與大多數紹納族的孩子一樣，我在家中出生，所以我沒有出生證明。」她補充指，她的母親因為取得產前醫療卡，才能用以代替出生證明來說服她的小學錄取她為學生。
在Nosizi即將完成她的基礎教育時，她再次發現她需要出生證明，才能登記參加國家考試以繼續高中的課程。
她回想道：「我下定決心要上高中，所以我選擇重讀最後一年級，希望在年底前能拿到出生證明。」
Nosizi在考試中表現優異，但她未能拿到出生證明來升讀高中。她的母親憑著堅定的信念，再次說服學校讓她以產前醫療卡入學。
她笑道：「我的母親是我最大的榜樣，因為她不容易被挫折擊敗。」
2019年，在聯合國難民署和肯亞人權委員會（KHRC）的推動下，政府向紹納族的兒童發出出生證明。
就在她完成中學教育大約前一年，Nosizi終於獲得了她需要的文件。
有了出生證明，她可登記參加期末考試，並取得升讀大學的入場券。她在考試中表現出色，獲內羅比大學錄取，但她仍需要身份證以註冊為學生。聯合國難民署和肯亞人權委員會再次伸出援手，讓大學破例允許她使用出生證明登記入學。
「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它亦成為了我的弟妹努力不懈的動力。」
由於部分國家沒有把無國籍人士的人數納入國家人口普查的範圍，要獲得全球數據並不容易。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數據，全球約有420萬名無國籍人士分佈在76個國家，然而實際數字可能更高。
聯合國難民署藉#IBelong活動呼籲各國領導人加強保護無國籍人士，並迅速採取果斷行動結束無國籍狀態，而#IBelong的目標是在2024年前解決無國籍問題。
現時在肯亞大約有18,000名無國籍人士，當中包括來自奔巴和紹納族的無國籍人士，以及來自布隆迪、剛果、印度和盧旺達的後裔。
2019冠狀病毒病的爆發，令主要靠售賣籃子和雕刻等手工藝品維生、像紹納族一樣的無國籍社區經濟狀況雪上加霜。
Nosizi說：「我們的家庭都掙扎餬口，有時候我亦沒有足夠的交通費上學。」
「你要放膽去做，勇於嘗試，才能實現你的夢想。」
由於疫情關係，Nosizi的課堂轉為在網上進行，但她的家裡並沒有互聯網，所以她必須到約20公里外的肯亞人權委員會辦公室上課，以得到工作的空間和網絡。
儘管面臨很多挑戰，這位嶄露頭角的經濟學家十分感激她一直以來獲得的支持和幫助，並希望有朝一日能獲得被法律認可的公民身份。
Nosizi一直從母親身上學習應對逆境的精神。
她表示：「我深受母親啟發，因為她十分專注於自己的目標。你要放膽去做，勇於嘗試，才能實現你的夢想。」
【關於聯合國難民署】
聯合國難民署於1950年12月14日由聯合國大會創立。聯合國難民署負責指導和協調全球行動、保護難民並尋求難民問題解決方案。聯合國難民署致力於確保每一個人享有尋求庇護的權利，並可以在其他國家得到安全庇護，或者在情況許何時自願返回原籍地、就地融入或安置到第三國家。聯合國難民署因其幫助歐洲難民的開創性工作及對全球難民的援助，先後於1954年和1981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